房价过高不全是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商责任

在美国和加拿大，投机和暴利是土地价格飙升的原因之一，但不是唯一原因。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城市化进程中人们对于各类公共服务设施需求的扩张，城市化要求对基础设施，诸如路桥、供水和污水处理设施、固体废弃物处理设施、学校、图书馆、社区服务中心、体育设施、医院和卫生设施进行投资，从历史上看，这些公共财政支出一直困扰着地方政府。国际上很多国家，如美国、加拿大在城市化初期都用土地解决政府财政困难。

我不想为我们的开发商和地方政府开脱，而是用真实的世界的思路来解释我们目前面临的困境。这些年来，转变政府公共服务的呼声不断提高，政府承担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任务越来越重。

去年夏天我到某省调研，负责财政的同志告诉我，该省公共财政越来越向民生倾斜。以教育为例，财政对教育的投入增长，2006至2008年这三年分别是123亿、166亿、230亿元。社保投入，三年分别为44亿、71亿、107亿元，占财政支出比重2008年达到10.2%。该省经济基础薄弱，总量较低，人均财政收入少，收支矛盾突出。在这个过程中，土地财政就承担起了重要责任。

发展公共服务事业必然涉及中央和地方的财政问题。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改革使中央财政有了更大的主动权，增强了平衡区域差距的能力。但是，分税制对于省以下的财政体制和转移支付没有考虑。目前，省级以下财政体制及其转移支付模式存在的问题很多，包括各省内部市县财政能力差距不断扩大，基层财政困难重重等。

1998年，中央政府正式提出“公共财政”的理念，对财政体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包括清费正税、取消农业税、预算管理体制改革、财政支出结构调整、新一轮税制改革等等，但距公共财政的目标还相差甚远。主要表现在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在不断上升，但是支出的比例却在不断下降，形成非对称性财政分权的格局。

可见，当下中国的土地和房价问题有深刻的财政体制原因，财政体制背后是城市化的加速和公共服务需求的不断提高。此外，中国的城市化与20世纪美国的不同之处有二：一是美国在城市化过程中人口规模小，公共服务的压力也相对小一些；二是美国城市化率速度慢，平均每年提高0.43个百分点，对地方公共服务的压力更小。但尽管如此，美国还是发生了土地的投机和暴利。

因此，中国目前的房价过高，绝不能仅仅归咎于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商合谋，而是有其深层次的原因，有财政体制方面的，也有中国城市化进程特有矛盾造成的。

（摘自《读书》2010年第四期，作者丁元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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