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闲置土地考验房地产政策的诚意

闲置地之所以大量存在，是因为近十年土地的增值效应极高。潘石屹算了一笔账，所有披露的1457宗闲置土地的合同价款只有256亿元，如果容积率为1的话，楼面地价只有256元/平方米，在动辄地王的时代，哪个城市还有如此低价的土地？具体到广州，从约定开工时间看，不少地块的闲置时间已经长达17年，闲置土地已经增值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很难找到任何一项合法的投资，收益能有如此之高。

土地增值是客观事实，是城市化进程中必然产生的现象。一个公平而有效的社会，面对如此之高的土地收益将有一系列的规制。首先规定开发时间提高土地使用效率，其次对于资产暴利进行二次分配，让公众分享城市化进程中土地增值的收益，最后以建筑的质量与企业的社会责任心决定土地的投向。

我国有关土地的规定车载斗量，对于闲置地林林总总的规定难以尽数，从保证金缴纳到开发时间，从拆迁到基础设施，事无巨细，面面俱到，但闲置地大量存在让所有规定都很尴尬。这显示出房地产领域有规不依的现象大量存在，政策执行者往往成为政策的毁灭者。

国土资源部土地利用司司长廖永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目前土地闲置大体分两类，企业自身原因造成的占46%，另外占54%的闲置土地主要是由政府原因造成的。地方政府推出基础设施不完备的生地，动辄改变规划，埋下了许多闲置地的伏笔，提前透支了土地的收益。而企业主动闲置土地未受处理，居然能够让土地十几年晒太阳，地方政府的执行力薄弱固然是一方面，拥有闲置地的企业背后牵藤绊丝的复杂利益关系，何尝不是诞生闲置地的沃土。

每一块闲置地背后都有一段传奇故事，都牵涉改革过程中复杂的成本利益关系：有的国企靠政府划拨的土地勉强维持生计，有的地方政府靠预支土地收入进行基础建设，有的上市公司靠闲置地向银行抵押借贷，有的官员家族企业靠闲置地大发横财。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苏州到成都，以招商引资发展高科技的名义，圈占的土地迟迟得不到开发。成都市温江区的跑马场，苏州工业园区数次大规模征地，土地收入有多少进入了地方政府的口袋，有多少成为农民的收益，又有多少孕育了稳健增长的企业？闲置土地显示的是从开发商到地方政府都在土地上榨取最大价值的事实，是钢筋水泥GDP的浮躁，是城市化进程中各利益阶层进退的动态图，是中国资源浪费的活写照。

有关方面处理闲置地不力已属失职，本该尽快查清闲置地，处理闲置地，以公平的规则平息利益纷争。令人遗憾的是，关键部门却采取了推卸责任的暧昧态度。对于坊间流传的据称出自国土资源部的有关1457宗闲置土地的“黑名单”，国土资源部有关人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国土资源部并没有发出这样一份“黑名单”，也不存在所谓的“黑名单”。

有关方面无法回避，我国是否存在闲置土地，存在多少，如何处理。所有这些问题都是中国经济中的核心问题，任何躲闪、任何回避、任何暧昧，都会加剧对他们不尊重规则、不尊重知情权、不履行责任的质疑。如何处理闲置地是考验政府效率、考验房地产政策的试金石，尽快处理闲置地是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诚意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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