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宾老商业：成也体制困也体制

526.98万人口的宜宾，是一座购买力巨大的城市；526.98万人口的宜宾，却没有一个标志性的商圈。就有宜宾人说，购物最好是去成渝、绵阳甚至泸州。于是又有人说：“他们都是‘宜奸’，为周边城市贡献GDP。”但实际上，这不怪他们。如果一定要怪，就怪宜宾的商业，不足以满足市民的需求。

据知情者透露，以大观楼商圈为核心的宜宾商业，并不是从来没有兴盛过。早在七十年代，国有的百货、五金、蔬饮、食品、煤建、医药、石油、糖业烟酒这八大公司，手执计划经济的护盾，成为川南最大的商业中心，支撑宜宾（含泸州）十八个县市的日常之需，给两地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时的百货大楼单层面积就有1200多平方米，经营着的产品总共有几万样，辐射云贵川三省，年销售额数千万元。而五金公司掌握的元钉、元丝等商品更是紧俏，特别是自行车和红灯牌收音机，只要货一到，人们就会蜂拥而至，一抢而空。老宜宾人说，当时凤凰牌、永久牌自行车就吃香，谁要是骑着这种车从街上过，震撼不亚于今天开宝马。

当然，也有一些老市民介绍，出现这样的情况和当时的生产力低下、物资紧缺有关。“消费旺产量少，先买就先得，后买就没得。”据说，当时买肉，有钱还要靠票，有票还要靠排。而且大半夜就要开始排。老实点的人就亲自排，滑头点的搬坨石头占位子。食品公司通常五点开门，九点收工，没有买到的就只有明天请早了。

这种计划物资紧俏带来的荣耀，在宜宾乃至全国范围内广泛存在。可以说，这种“按计划分配物资”和“指定分配单位”的办法，是当时生产力低下情况下的必然举措。但是，这种举措给这些公司，带来了体制束缚和人员观念保守等一系列的问题。

随着生产力的上升，有了足够的资源供应，“按计划分配物资”的办法，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八大公司背负着“人员机构臃肿”“市场经验不足”等到包袱，当了改革中第一批吃螃蟹的人，为计划经济变换市场经济提供了宝贵经验，但自身也由于不适应新变局而造成很多亏损。

如今，五金公司由于优良资产较多，算是改革较为成功的例子，但当时的战友食品公司旗下的“叙府糟蛋”期待品牌打造未可得，现在恨不得社会各方面对它给予关注；煤建公司原来的项目在珙县，项目撤除后现在只能靠出租房屋基本维持生活了。

一面是老商业面临困境，一面是新商业无法入驻。大观楼商圈虽然一直是宜宾人气最旺的地方，但是碍于拆迁问题，多年来未进行系统规划，形成了现在的一间间狭窄的铺面。这种环境，满足不了外来的大型商业的胃口，使他们感觉在其中施展不开拳脚，所以他们更多处于观望中。

宜宾商业应该怎样走出困局、求得新生？今天，我们从宜宾的老商业开始，一起来谈谈宜宾商业的前世、今生和未来。

国有百货、五金、蔬饮、食品、煤建、医药、石油、糖业烟酒八大公司在计划经济时期，曾支撑着市民生活的绝大部分日常之需。如今，它们有的已经成功转型，有的举步维艰。体制环境曾经给它们带来了辉煌，也让它们捆起手脚走路。

大观楼老商业的前世繁荣

王慧敏，这位担任宜宾百货大楼有限公司一把手已十年的掌舵人，见到记者的第一句话是：“宜宾老国有商业公司几十年来为宜宾人民的生活做出了重要贡献，曾经为国家上缴了那么多利税，企业改制后背负着沉重的社会责任仍然艰难的生存着。这类企业应该被社会关注!”交谈中，她的思绪回到了40多年前的大观楼商圈。

六十年代初大观楼商圈已有雏形，商铺虽然简陋，但也繁华热闹。当年宜宾地委分管商贸的领导非常重视商业网点的建设，立项批准修建了宜宾百货大楼。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单层楼面积1200多平方米、层高达5.7米的全框架大楼，在全省的百货公司里都是首屈一指。以后又分别在大观楼后和中山街口修建了五交化大搂。

在计划经济年代，百货、五金、食品、烟酒、煤炭、蔬饮等大公司作为主渠道，形成行业独家经营。百货行业，全国共分为三级批发供应，货源只能逐级采购调拨，呈现一个金字塔形状。北京、广州、上海、武汉等大城市的百货公司站在塔顶上，称之为一级供货站，享有向厂家直接拿货的权利；宜宾百货公司等二级城市的百货公司，称之为二级供货站，只能从一级供货站手中拿货；而宜宾地区下属的县区百货公司，只能从宜宾百货公司手中拿货。

“宜宾百货公司作为国营的二级采购供应站，掌控了宜宾包括泸州在内的十八县市直至农村供销社的百货商品的采购、销售、调拨和储存。我们会拿出一部分商品零售给宜宾的消费者，其它的批发、调拨到各个县、市”王慧敏说。独家经营带来的效益是显而易见的。每到星期天，百货公司还没开门，就会有人排队等候。

同样的模式，在其它公司身上也是如此。鸿泰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原食品公司）董事长刘宁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在当时掌握着所有猪肉的购销调存渠道”，在货源方面，宜宾泸州两地的生猪，都只能由他们定点宰杀。方式是“卖一留一、购留各半”，例如：哪个农户养了两头猪。他必须先卖一头给食品公司，由食品公司签发一张屠宰票。回家后才能杀另一头吃。农户如果只养了一头猪，就要牵到食品公司杀。食品公司买半只，农户自己得半只。如果哪个农户私自宰杀，会被生产队没收，连猪毛都吃不上嘴。杀了猪，就有肉卖，掌握了肉源，使他们备受追捧。

那是一个“嘴多猪少”的年代，每个人每月只有一斤肉票“打牙祭”，再想多吃就算拿钱也买不到。更为紧张的是，猪肉每天限量供应，比如：翠屏区限量供应100斤，排在前面的买光了，后面的就只有吞口水。所以，食品公司位于南街的门市前，不仅仅是排队，而且是早排队，排长队。

五金公司是另一个传统商业王牌，他们掌握的货源包含元钉、元丝等工业必须品以及冰箱、彩电等生活奢侈品。除了国家计划分拨的企业外，其它团队和个人如果要买，就得找五金公司领导签字。在70年代末期自行车紧俏时，只有812厂等几家大企业才有资格团购。除此之外，每年投放市场的仅有2000辆-3000辆，而应对当时“小”宜宾市的常住人口是20万人，所以，五金公司位于大观楼100多个平方的门市发自行车票那天，看到机会的人蜂拥而至，不知道踩掉了多少后跟。

当时的这些风光，可以说是特定历史时期下的特定产物。在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后，我国的经济和生活遭遇了一定程度的倒退，致使市场的需求远高于供应。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旨在有计划地安排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合理地分布生产力，有利于有效地利用人力、物力、财力，搞好生产与需要之间的平衡，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在这个时期，八大公司作为一线商业部门，承担了这个使命。

被风光掩盖的祸根

2009年5月13日，记者来到鸿泰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原食品公司）位于九家村的厂区，那里正在修建的两路桥立交桥，而他们三层的办公楼残旧不堪，甚至连一间厕所也没有。

与之相对应的，是鸿泰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刘宁的话。他说：“在那个计划经济，猪粮安天下的年代，掌握了猪源的食品公司，曾经也是风光无限。”那时候他们的职工福利，曾经让数不尽的宜宾人眼馋。

食品公司于1979年修建了“豪华”福利房。那个时候的大多数企业的住房不分厅室，每层楼共用一个厕所，而食品公司的住房已分两室一厅、三室一厅，而且有自家独立的卫生间。房子建好后，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虽然这个房子最终并非成为职工们的住房，但是当时是确实引起了轰动的。

“那个时候，我们公司班子成员都是由宜宾地委组织部任命。”食品公司一位老领导说这话时，话语中明显有些落寞。

在职工生活方面，食品公司职工也占据着买肉的便宜。有知情者说：“当时食品厂的职工，在选购猪肉的品质方面，确实比普通人略有优势。”按照当时的规定，如果是买猪头肉、猪肉脏、猪蹄子，那么一斤肉票可以买三斤；如果是买普通猪肉，那么一斤票就只能买一斤。

那时候，大家吃肉只为解馋，谁会在乎肉的品种啊？而且谁都不是傻的，三斤当然比一斤有嚼头。于是猪头肉和猪内脏，被市民认为不是一般人所能享受到的稀缺物品。食品公司有部分员工，作为销售者自然就“近水楼台先得月”，把自家的肉买足了再说。

此外，肉还分为鲜肉、冻肉、高温肉三种，所谓高温肉就是怀疑有疫病的肉，须经过高温消毒才能投向市场。而高温消毒后，须进行剃骨。剃下来的骨肉，多半就是食品公司员工自留了。

当时民谚有云：“煤建公司亚非拉，是指煤建公司的人随时脸被整得漆黑；蔬菜公司母夜叉，顾名思义是蔬菜公司接触的往往是普通市民，容易产生口角；食品公司胖娃娃，那是指他们吃得好；而百货公司是一枝花，那是指百货公司的售货员年轻漂亮能买到漂亮的花布和衣服。”实际上就当时的情况而言，多数老百姓的工作条件还比较艰苦，百货公司售货员站在遮风挡雨商场里，工作相对来说显得更轻松，有点类似现在的白领。

五金公司掌握的稀缺资源，在那个时代来说就是显赫荣耀。“三转一响”是那时候富人家的基本装备，但需要到五金公司和百货公司打听什么时候来货，然后经过排队才能买到。那时如果你骑一辆永久牌或凤凰牌自行车上街，相当于今天开宝马或奥迪在街上逛。那时买一辆名牌自行车比现在买一辆汽车都难。

丰厚的福利待遇、较好的工作环境、较高的社会地位……这一切的一切，都为后期的艰难和没落埋下了祸根。

工作环境好，就有人托关系走后门，想方设法加入八大行业。据说当时招聘企业员工，相关招工职能部门都要加塞20%以上的外来人员。这为后来企业的改制，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生意上旱涝保收，就养成了部分员工把自己当“上帝”，而不把顾客当“上帝”的错误观念。从来就没有想到这种好日子有到头的一天。

计划经济最后的蛋糕

计划经济体制为八大公司，塑造了无比强大的护盾，使他们在拖着庞大包袱的前提下，仍然能以平稳的步伐前进。“以营利为目的”和“规范化经营”这些市场经济的概念，在他们眼里像隔着太平洋一样的遥远。

中间比较典型的就是宜宾国有食品公司，也就是一家所谓的政策性亏损企业。他们每年的任务不是赚钱，而是赔钱！听起来匪夷所思，但却是事实。鸿泰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宁勤玲，也曾经是宜宾国有食品公司的员工。她说：“那个时候的生猪，一般以5毛/斤买进。杀掉猪后，以7毛/斤卖出。一般200斤的猪只能杀130斤肉，再加上电费人工费，基本上是稳赔不赚。但是，那时候生猪收购价和猪肉售价，都是国家硬性规定的，不能随意更改变动。所以，从国家到地方，每年都会给食品公司财政补贴，记得1995年就补了1000多万。”

五金公司旗下的彩电、冰箱、自行车等产品，更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哪怕是产品有瑕疵，也绝不妨碍他的销售。

罗颖薇举例说：“计划经济时代的市场需求量远大于市场供应量，什么东西拿到我们这里来都不愁销。长庆冰箱这样在如今看起来较冷门的品牌，当时却是异常抢手。而且各种产品的利润丰厚，至少在20%左右。比如，一台彩电总价才卖1000多，光利润就有200元-300元。这些都是国家定价，我们不会多赚，但也绝对不可能少赚。”

九十年代捆着腿走进市场经济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从深圳、珠海、厦门、汕头开始，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市场经济。没有人能再吃政策照顾饭，所有的成功和发展都只能靠自己。

国家逐步取消统购统销的商业模式，给宜宾老商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考验。

食品公司的刘宁说：“遭遇市场经济时，我们感觉政策对我们‘捆住一条腿，放开一条腿’，束手束脚的不好搞发展。”但实际上，政策的限制和他们自身的不适应，都是妨碍他们发展的重大问题。

长久以来，食品公司的做法是：每次收多少猪都全部杀掉，把猪肉放到肉联厂冻库，卖的时候拿出冻肉来卖。宁勤玲解释说：“我们收的生猪量比较大，如果养在厂里，由于环境不适应，就会掉膘。而且，也会增加饲养成本。”零散肉贩的做法就简单了，他们通常收一头杀一头，天天都拿鲜肉到市场卖。两下一比较，消费者自然愿意买鲜的，而不愿意买冻的。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百货业最先感受到竞争压力。各种经济成份，各类人群都最先涌入这个领域，以各种方式抢占市场份额，瓜分着这块蛋糕。作为曾经是宜宾百货业老大的百货公司也受到强烈冲击，尽管自身不断的调整经营方式，但由于受到当时体制、机制的约束，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逐渐失去优势，企业效益年年下滑。百货大楼在九十年代中期采取了柜组承包经营，把原有的独家控制的进货和销售渠道逐步下放分解出去，带来的利弊褒贬不一。

有市民认为，好多柜主没有经营头脑，对市场上其它竞争对手的情况视而不见，凭着自己的个人感观进货。货品不受喜欢，拿到市场上卖不动。为了提高收入，干脆就提高单品销价。长久以来，就形成了产品又次，价格又高的印象。

当然，仅此一点，还不足以使几家大公司没落，问题在于观念上。食品公司的刘宁说：“在市场经济的前几年，公司里从领导到员工，不思考如何适应变化，却都还想再回到过去的好日子。我们在省里面去开会，老是叫穷要补贴，而员工在工作中，也没有把顾客当过上帝。”个体商贩在卖肉时，会讲究切肉的技巧，肥肉部分垂直切，瘦肉部分斜着片，这样的肉看起来瘦多肥少，而且他们的服务态度又好，自然就受消费者的欢迎。而食品公司的人卖肉，搞的是“屠三刀、盐八块”，割一刀好肉，定要再割两刀差的肉。服务态度方面也是：你爱买不买。

不适应市场经济的竞争，也使得他们的发展遇到困境。食品公司在1995年，遇到了一次物价大规模上涨，猪肉价格像坐上垂直升降机，简直是一天一个价的上涨。在这种情况之下，食品公司大量购进猪肉，将之库存到冻库中，期望能够扭亏为赢。但意想不到的是，次年猪肉价格大跌，1000多元购进的分割肉，只能卖到300多元。在这次经济变数中，他们损失惨重。这是他们在市场中吃的第一次大亏。

包袱沉重,老商业如何重生

当然，更大的问题，是他们在鼎盛时期所积累的，远远超载岗位消化能力的人手。截至90年代后期，百货公司总共有在册和离退休员工600多人；食品公司共有退休员工400多人、正式员工800多人，而岗位也仅仅只有100多个；五金公司共有退休职工100多个，正式职工近300人。

国有企业的正式员工，不像私有企业那样可随便开销。几百号人，就有几百张嘴，张张嘴都要吃饭。你不给他安排岗位，但总要给他基本工资吧？公司经营顺利时，问题或许还不明显，但一遇到经营不善，问题就曝露出来了。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各家老公司在原来疲软的身躯上，更是大伤元气。

百货公司在2006年以买断工龄的办法解除了部分员工的劳动关系，但是单此项所欠下的债务就高达500多万；食品公司采用的办法是将部分员工送入社保，因此所用的资金也是500多万；五金公司由于经营没丢，岗位还算是多，在解除员工劳动关系上，花费的钱较少一些，但也花了130多万。

更为严重的是，当时这几家公司不但兜里没钱，而且还有债务。百货公司在改制前所欠下的债务是2000多万，食品公司在改制前欠下的债务是3000多万，五金公司在改制前所欠下的债务是2400多万。因此，员工解除劳动关系的费用，对当时的他们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1996年后，宜宾国有商业公司开始进行所有制改革，九十年代末期，几大公司先后改制，国有资产全部退出，完成了历史性的资产重组和股份制改造。但由于改革不彻底，存在诸多遗留问题，改制后的公司负担沉重，艰难前行，一直处于困境之中。

现在，我们应该思考的是，在市场经济的大浪潮下，八大公司以及宜宾老商业，如何进行变革和重生？我们的物质财富需要增值，散落在大观楼周围的门市，应以规范和打造，形成新的时代商都；我们的非物质财富，如“叙府糟蛋”“宜宾燃面”，也可以重塑金身，成为全国知名饮食。或许，我们应该思考的还有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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